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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日记:种族主义与20世纪初的社会思潮

发布时间:2018-06-24 14:41 类别:雷人语句

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被许多人当作“真理”,甚至认为是“进步思想”。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陶短房

二战后的犹太裔大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人文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政治面貌活跃于世界舞台,赢得不同政治派别人士广泛尊重和“进步科学家”的赞誉。

但日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州理工学院《爱因斯坦文献计划》副主任罗森克兰茨(Ze'ev

Rosenkranz)整理并由德语翻译成英语的《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却揭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

这位曾将种族歧视称作“白人的通病”,对黑人所受歧视性待遇表示同情而名闻天下的“进步科学家”,居然在自己笔下流露出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

爱因斯坦日记的种族主义倾向

这次出版的旅行日记,是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与妻子艾尔莎(Elsa)进行为期5个半月“探索远东和中国”之旅时所记的日记。

当时他已因其光电效应和狭义相对论等方面的建树声名卓起,但远不及二战中和战后那般知名,也并未想到这些私人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完整出版,公诸于世,因此日记中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原生态”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面貌。

2018 年 5 月 29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 -

1923》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亚马逊网站)

在一些据分析是写给其在柏林继女信件底稿的文字中,爱因斯坦说居住在上海和香港的中国人“勤劳但肮脏、迟钝,智力低下”,说他们“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总是蹲着,仿佛欧洲人跑到小树林里蹲下来拉屎一个姿势”。

他抨击中国人“旺盛的繁殖能力”,称“在我看来中国的男女间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真奇怪这样的一些中国女人怎么会吸引中国男人注意力,以至于他们愿意与之亲近并没完没了地生孩子”。

他认为中国人“缺乏思想”,并以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口气感喟“像我们这样的人倘若生活在他们中间将何等枯燥乏味”,并担心“生殖力旺盛的中国人一旦取代其他种族,将是何等的令人惋惜”。

他在香港纪行中讥讽当地人“为了一天赚5分钱不停地砸石头、背石头”,认为他们“麻木不仁且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称他们“把葬礼弄得跟狂欢一般,令人难以理解”,对香港中、西人隔绝的做法表示欣赏,并引用当地葡萄牙人中学老师的话,称中国人“怎么教也学不会逻辑”、“尤其在数学方面没有任何天赋”。

美剧《天才》中,爱因斯坦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艾尔莎(图/网络)

在上海纪行中不但同样讽刺了“欢乐的葬礼”,称之为“声音颜色混杂,就我们的品位而言原始且滑稽”,并对当地城乡“苦力”既备受忽视又麻木不仁的样貌做了描述,称“他们明明生活在痛苦和肮脏中却总是流露出快乐的表情,这会让我在今后时常回味的”。

他第二次路过上海时写下的日记,则称当地中国人“思考能力低下”、“哪怕薪水只有欧洲雇员的1/10,店主也一样会雇佣后者,因为他们无法胜任工作”。

对于其它一些沿途看到的亚洲民族,他也使用了类似的语气和描述,如对当时英属锡兰(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的居民,他称之为“做的很少、需求也很少,过着经济周期内最简单生活的人”,说他们“生活在肮脏的土地上,散发出熏天臭气”。

这位大科学家倒是对日本说了几句好话,称日本人“朴实正派,总之颇有吸引力”,称“纯洁的灵魂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个国家还是值得热爱和钦佩的”,但即便是日本人,他也认为“在智力方面的需求不如其在艺术方面那么旺盛”,并将之归结为“他们的天性”。

爱因斯坦的随笔《我的日本印象》手稿(图/东方IC)

很显然,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些言论即便是热爱并钦佩爱因斯坦的人也很难理解和接受。

作为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的罗森克兰茨就认为,日记中将日本、中国和印度(其实是斯里兰卡)人称作“低智商人种”,把异种族称作“对我们的威胁”,这些言论和思想是“典型种族歧视的标志”,在其日记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和非人性化评论,其中一些令人非常不快”,并质疑爱因斯坦“自己也是一个难民,甚至头像曾被联合国难民署用于宣传,何以要发布如此倾向的言论”。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则表示,这些文字“暴露了爱因斯坦对不同国家及民众的成见,并令人不由得质疑其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

要知道爱因斯坦早在1921年就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学位,自1936至1955年,更在这所大学工作、学习了近20年之久直到生命终结,曾有人称“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普林斯顿大学对爱因斯坦有更深厚的感情”。“普林斯顿人”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爱因斯坦言论是罕见的,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爱因斯坦“游记”里某些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和思想,在今天是多么令人难堪。

图/图虫创意

历史和时代的土壤

然而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正是历史和时代土壤使然。

直到纳粹反犹太甚嚣尘上、被迫背井离乡并被“永远剥夺德国国籍”前,爱因斯坦都是一个德国人,并深受德国文化、思想和社会情绪的影响,而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同样存在着对东方人、东方文化深刻、根深蒂固的歧视。

以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Clemens PP. XI

)“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为标志,曾在西欧昙花一现的对中国文化研究、推崇气象,很快被贬低、歧视和盲目自大所替代。

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就侮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Francois

Fenelon)《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

在这方面,自诩“思想最活跃”的德国知识界无疑最为突出,种族歧视色彩最明显、最不加掩饰。如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

黑格尔(图/图虫创意)

大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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